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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红茶  
王克楠:运行在民族精神轨道上的思索——解析何春华散文随笔集《行走人间》
   人和人之间是讲究缘分的,我和何春华的缘分开始于2009年的蒙山笔会。在笔会上一起登山,一起参加篝火晚会,一起听沂蒙山小调,笔会匆匆,未来及对散文的种种进行深谈。2011年 ,《散文百家》杂志社在太行山长寿村举行“千字文颁奖暨‘走进太行山’笔会”,在高高的太行山,又是匆匆一面,下山后,何春华滞留邯郸两日,期间聚会两次,老友相见,举杯高歌,当场辞赋,散发燕赵刀客之豪气,仍然没有来及坐而论道,倒是又过了两年,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的一本新的散文集《行走人间》出版,寄一本,以“斧正”也。 

  于是,笔者用了一周时间仔细阅读,逐步进入他的叙述语境和他的内心世界,和他一起周游,和他一起思索并且共鸣。笔者写评多年,知晓为人写评,有三种状态:一种是仰视的,不停地说话,说恭维的话;另一种是俯瞰的,可以进入全知全能的指点江山状态,可以对原创肆无忌惮地评点;第三种是平视和共鸣,这有一个前提,作者的生活和经历和作品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世界观产生强烈地共鸣,从而产生评论和再创作的欲望。我遇到了何春华的《行走人间》,应该属于第三种评论状态。 

  一、在游走中感知中国传统文化 

  1. 打开了何春华《行走人间》的自序,就喜欢上了。因为何春华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一个生活和生命的思索者,是一个对文字有敬畏感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在文学之内和之外都是少数。原来的何春华的创作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不太清楚,也没有读过他过去的作品,但是从这本书看,他不是一个蜗居的作家,何春华像台湾的女作家三毛一样,喜欢走路,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关键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从何春华的叙述文本来看,他去的祖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都不是走马观花的,他是带着很浓重的文化心态去的,带着生存之理念去的。时间在消逝,一些历史古迹消逝了,为什么会消失呢?世界上没有永恒消失的东西,作为一段历史消失了,但是这段历史包含着是非曲直,却是无法消失的。何春华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历史担当,是有成熟想法的,所以他一旦到了历史现场,惊人之语就勃然而发,如他到天水的杜甫草堂,就现场感慨道“杜甫和屈原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受到万世敬仰,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屈原的爱国是‘忠君、爱山河’,而杜甫则是‘忧国、忧民’,同为知识分子,屈原的出身高贵,官至左徒,杜甫则是草根诗人,更多的是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鼓与呼。” 

  何春华去过不少历史古都,到了古长安,尤其感慨丰腴。在古长安,他对封建帝王的人品和才干之间的不和谐性进行了分析,如刘邦即是。刘邦作为汉朝的始皇帝,人品低下,但才干突出。刘邦的竞争者项羽人品较好,但为政不善用人,小鸡肚肠。对于封建皇朝的更换,何春华写道“旧政权的灭亡,是专制统治者的自食其果,新政权的诞生,虽然也有一些执政者在政治上比较开明,但最终还是回到专制统治的老路上来。”尤其作为一个对历史担当的作家,何春华敢于结合当下的实际,“时至今日,封建主义的统治早就一去不返,但强权的‘官本位’仍有其深厚的土壤,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个民族。”敢说真话,正是魏晋风骨之体现也。位于山东邹城的荒王陵是大明朝的第一个王陵,何春华到此一游,走出陵区,思索了中国文化的欠缺,写道“在这些传统的文化中,是否少了一些尊重人权、倡导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理念呢?” 

  2.何春华的散文还涉笔到人和自然相互依赖以及人和自然互相残杀的事实。这样的残杀不仅是当下的短视官员的专利,在历史中国早就发生了。何春华在《走在塞罕坝》不仅写了前清政府的兴衰,而且还写了清政府对塞罕坝的破坏,“到了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垂帘听政的慈禧为了弥补国库亏空和供自己挥霍,先后开禁围场,大肆滥伐滥砍,塞罕坝一次次遭受洗劫,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历史的败家子不仅伤害环境,更变本加厉地迫害以真实地生活作为人之基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秦王嬴政迫害,满清政府也迫害,文字狱抵达难于使人相信的程度。何春华在《品读南浔》对发生在南浔书生庄廷龙身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痛心的叙述,“统治者视生灵为草芥,此案共逮捕两千多人,被杀72人,数百人被流放到新疆。”为书作序的李令皙被满清政府凌迟处死!中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他们所认为的“不同政见者”用了最野蛮的处置办法,且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中国特色? 

  作家总是珍惜作家的,何春华去过的地方,凡是有著名作家的,不管是在世还是去世,他都要认真地去解读。他在湘西凤凰古城,对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人品进行了解读,写了湘西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根据地一般的作用,写了沈先生中途罢笔的无言悲哀,尤其是对返璞归真的沈先生的坟墓发出感叹,“想不到先生的墓竟然是如此地简朴,既没有墓道,也没有坟冢,只有一块孤零零的石碑,静静地伫立在这一片浓荫覆盖的山坡上。”对于中国的“书收藏文化”,何春华也是有见解的,尤其是对来自民间的藏书楼反复咏叹,认为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命脉,这在《品读南浔》里有比较充分的抒写。南浔确实是中国民间致富读书--读书明理---明理而遭受迫害的典型,但是读书人并没有因此罢读,更加期盼通过明理而摆脱愚昧。南浔是一座值得国人永远尊重的江南小镇,一座具有魏晋风骨的江南小镇。 

  对于历史上的文学家,何春华是敬仰的,如在淮安瞻仰了吴承恩、刘鹗故居等,发出了感概,“他(吴承恩)写了神话小说《西游记》,借助小说里的人物,抒发心头之块垒,发泄对世道的不满,构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淮安是产生明清小说的热土,除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外,施耐庵的《水浒传》也是在淮安整理完成。对于施耐庵写作《水浒传》以后的遭遇,何春华是这样表述的,“《水浒传》传到民间后,朱元璋看到大为生气,一怒之下把施耐庵捉进大牢,后在刘伯温的帮助下,托病就医被释放。”而施耐庵有一个得力的弟子,名字叫罗贯中,此人正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也企图变成男人,性别之间的差异构成了文化差异。文学的女人是美丽的,没有女人,就没有文学。政治斗争的女人是心狠的,因为心狠才成为了女强人,在何春华笔下的历史女强人有汉朝的吕雉,有干脆自己当皇帝的武则天。除了女强人之外,何春华笔下还出现了悲剧女人。他对于悲剧女性是同情的,不管是民间的,还是皇宫的,如对江都公主刘细君的咏叹,刘细君是汉武帝的侄孙女,因为其父刘建谋反而被流落到民间,广陵王刘胥将她找回,但是刘细君在十六岁即被远嫁乌孙国“和亲”。在遥远的乌孙国,年仅二十五岁的公主郁郁而死。算起来,“刘细君的西域和亲,比起王昭君要早七十多年,比起蔡文姬更要早三百多年。” 

  何春华去凡是抵达历史沉淀之地,不仅和景物交谈,也和当地的百姓交谈,从中发现百姓的朴实和文化的熏陶。比如他到了天水卦台山下的吴家村,听百姓在侃侃而谈村里出了多少官员,而想到了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在民间有多么厚实的土壤!何春华是一位面朝大地的人,对所到之处的历史,自然要对历史名人进行解读,同时,不忘记历史上和正在历史进程中的“小人物”品质进行赞颂,如在塞罕坝,就写了一对保护林场的护林夫妻,他们的名字叫陈锐军和初景梅。夫妻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林区望火楼一干就是十几年!何春华是喜欢到“现场”写散文的人,抵达历史发生的现场,他不仅仅有感慨,还会对历史事实进行更正,如对三国期间的街亭失守的更正,“马谡关键是疏于了周边设防,被张郃从后山断了水道,士兵不战自乱,焉能不导致街亭失守?” 

  二、在文论中呈现直面现实的魏晋风骨 

  何春华的《行走人间》,既是形体下行走,也是精神上行走,他在行走中思考,在思考中行走。《行走人间》的第二辑是“文学行”,比较系统地展示了他本人的散文观。可以说,何春华的行走不仅是具体,也是抽象的,他一路不断地思索散文乃至文学的本身的意义,思索中国当下的人文情况,思索文学在启蒙民族精神中的作用以及民族精神建设该向哪里入手? 

  1.何春华的人文思考的第一个亮点是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问题。谈透这个问题很难,但现实是必须面对的,首先在于必须面对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过的灾难,有的灾难是显性的,有的则是隐形的,隐形的比显性的更加有杀伤力。显性的灾难有上个世纪乃至十八世纪后半叶,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负。当时,传统文化无法解决中国如何富强的问题,一些政治家开始向外寻觅,其中一些人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主义,从而引导中国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在学习外国的夺权形式的时候,并没有一起把民主和人权引进过来。作者是看到了民族精神重灾区,“历史是沉重的,现实也是沉重的,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许多美好的东西消失了,由于传统文化的缺陷和惰性,人们普遍追求急功近利,追求时尚,追求娱乐,追求享受,一些知识分子也在种种诱惑面前目迷五色,失去了自我和道德的约束,民族的精神在一点点滑落。” 

  另一个灾难也必须面对的,那就是发生在在上个世纪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绞杀,这次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格式化,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扫荡得要彻底的多,五四对儒家文化的扫荡仅仅在知识分子阶层,而文化大绞杀则是全民发动。不管运动的发起者的动机有多么地美妙,事实上这场大绞杀把绵延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链条彻底斩断了。国人心里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本语录(并非论语),十年的熏陶和洗脑竟然如此彻底,中国人都忘记了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索问题,养成了干巴巴地等上级发派“思想”的习惯。十年动乱结束了,发生了沉底的思想大恐慌,于是才有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既然等“思想”,领导层就不断地发明思想,今天是“五讲四美”,明天是“八荣八耻”,这些思想没有解决人和人之间如何诚信地相处,没有解决有效控制改革开放的利益向极少数身上转移问题,何春华是有忧患意识的人,他在《文学照亮人生》中说道,“一个民族的颓废,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即使这个民族很富有,但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却了希望。” 

  国人面对的灾难,还在于还没有来及从文化虚无状态里走出来,就一下子进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海。被封锁了几十年的中国,一下子迎进来了商品经济这个怪兽,无异于洪水猛兽。且不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尚没有能力与商品经济对抗,因为遇到了文革这样民族道德的全面倒退,就使得中国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精神的软弱性彻底暴露出来了。何春华看出了这一点,在书中为民族的忧患意识鼓与呼,“当今社会虽然总体上向上,经济也有了大的发展,但权力腐败、物欲文化盛行十分严重,需要有更加强烈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中国曾经有一个口号,叫做“一切往前看”,意思是不要纠结历史是非,往前走路就是了,问题在于民族身后的问题扯不断、理不清,就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还要在不同的地段摔同样的跟头。可以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向前看”,恰恰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最丰腴的土壤。 

  2.《行走人间》的第二个亮点在于思索了当代文学家的担当问题。什么是文学?文学作品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还是应该为多数人写的?如何解决个人体验和公众体验的关系问题?何春华在《2007年的那个冬天》写道,“当然,不能指望文学承载起社会的全部责任,但是文学可以启智民众,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记忆,忘记了昨天,那是十分可怕的。” 

  对于铁骨铮铮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何春华是敬仰的。他景仰从维熙先生经历了难于忍受的磨难而为民族精神的回归鼓与呼的精神,一部《走向混沌》,凝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历史。再如他在《宿州行》里写到了孟青禾先生,孟先生曾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历经磨难,20年后才被平反,他没有消沉,“又握起如椽大笔,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并且创办刊物和扶持文学新人。2007年冬天,何春华去探访林非先生,对先生的谦虚、平和以及一贯的低调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为重要的是,林非先生像鲁迅一样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是一个懦夫,比起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实在还缺乏了勇气,为社会、为人类做出的太少。”何春华虽然与钱理群先生有一面之交,已经认识到钱先生的纯真人格,对钱先生不拒绝做小事的做法十分钦佩,“他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关注和参与中学语文教育、西部文化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小事情里有大人格,何况中学语文教育、西部文化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等,都不是小事情。 

  散文是文学里的一个分支,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一个人如果要想成为文学大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文素质积淀问题。钱理群说过一句名言“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样的散文,你如果不具备承担就不要勉强。”钱理群先生是北大教授、著名学者、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对一个人健康人格描述的关键词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2008年春天,何春华去北京参加一个散文研讨会,倾听了钱理群先生对于知识分子使命的见解。钱先生说,“我们正在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想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啊,一语中的! 

  何春华在《文学应与时代同行》再次肯定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贬低文学的担当作用表示了愤慨。他认为如果离开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再花哨的情感和文学想象也是徒劳的。作家绝对不能沉湎于自恋和个人情绪的发泄,凡是发泄的东西,发泄过了,就过去了,速朽了,对人类的精神建设无用,甚至会有害。文学可描写发泄,凡是文学绝不是简单地发泄的出气筒。何春华十分欣赏北大教授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中的话,“任何大作家,他的胸怀足以容纳人世的一切,但是同时又是超越现实的,他常常要追问隐藏在现实背后的深层的人的存在、人性的存在甚至世界本体存在的本质。” 

  3.《行走人间》的第三个亮点在于对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鲁迅做出了努力。当然,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鲁迅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把打杀鲁迅先生的和捧杀鲁迅先生的恶行一一揭露,这样的工作太繁重了。何春华走了“捷径”,即是直接与鲁迅先生的爱子周海婴对话。他在北京拜会周海婴先生,从生活的角度解读鲁迅,鲁迅是爱国的,开始是企图通过科学救国,后来直接走上了文学救国道路,现代人说起鲁迅总是流畅得很,其实鲁迅的生活很痛苦,可以说他是在黑暗中苦苦摸索。鲁迅看到了黑暗(比如瞒与骗)是要呐喊的!鲁迅深知封建帝国核心的黑暗,大力呼唤人间的和谐。周海婴说“鲁迅不是神,他是一个有着痛苦,有着追求和理想的人,是一个可亲可爱可以接近的人。”——这样,就把鲁迅从神坛上解放了出来。一些人故意神话鲁迅,不是尊重鲁迅,而是为了某种私利,欲借鲁迅这面大旗,贩卖自己不可告人的东西。 

  何春华在《春雨潇潇忆海婴》中记叙了2007年冬天与周海婴先生在现代文学馆与先生的相遇过程,后来何春华又读了周海婴先生著述的《鲁迅和我七十年》,知晓了周海婴活在鲁迅盛名之下的种种委屈。因为鲁迅的盛名,使得周海婴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在现代文学馆,周海婴认真地对何春华说,“在现实生活里,鲁迅其实是一个很爱开玩笑、很幽默的人,过分地政治意识形态化,往往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尤其是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的位置。虽然,鲁迅现在还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鲁迅。”五年以后,2011年4月7日,周海婴先生溘然而逝,令人怅惘。 

  何春华还悉心倾听研究鲁迅的学者钱理群先生的教诲,一起认识真实的鲁迅,知道了鲁迅从来不把自己放在领导者的位置,也不被体制收编,从来不被任何文化体系收编,鲁迅自己也不收编别人。鲁迅先生这样做,正是为了保持自己也爱护别人的“独立的思索以及人格”。鲁迅先生曾在北大教书,对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无疑是赞许的。他曾在《呐喊》自序中说:“只有当具有个体尊重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总是说自己正在“探索”,并且敢于把自己在探索中的困惑告诉别人(这是需要勇气的)。 

  对于愚昧的国民性来说,鲁迅是启蒙者,他没有像一些人把“人民”和“工农兵”作为榔头去砸启蒙者的脑袋,而是一边“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文学为“武器”,去砸开民族精神的壳子,摒弃烂掉的,留下新鲜的,用“拿来主义”引进外来的强壮的。面对中国的国民性,鲁迅说过至今也不过时的话:“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以为是正路。在这条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先生习惯于在夜间写作,夜晚对于他来说,会感到真实,而白昼,人们总是戴着各种假面具生活。何春华与周海婴先生一起探讨如何去做好时代的超越,如何做好“温故而知新”和“前世之事后事之师”的事业,周海婴先生说,“写小说也好,写散文也好,都是记载历史,历史就是要提醒民族不要忘记过去,就是要唤起民众的记忆。” 

  三、在对亲人的思念中渗透情感的力量 

  何春华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是标准的南方人,性格里却有北方人的爽直。何春华和位于燕赵大地的太行山有缘分,数次登太行山,数次到太行山下的邯郸和邢台来访。对于邯郸的历史文化,他是仰视的,“邯郸是建安文学的发源地,也是当今的中国散文之城”。他在邯郸有朋友,可以熟练地说出一串名字:姬振江,张小童,崔东汇,桑麻,还有笔者。对于邯郸的历史名胜,他也很熟悉,去过广府古城,对北方的邯郸能有这样一片迷人的水乡,感到震撼。我也和他开玩笑说,鲁迅先生说台州人很有骨头,我没有想到你这个镇江人也很有骨头啊。 

  何春华以文字追求真理,追求人的生存的本质,无私无畏,具有中国传统的大丈夫气。有言道,“无情并非真豪杰”,《行走人间》的第三辑是写情感的,何春华写了《轮椅上的母亲》《故乡随母亲而去》两篇散文,他写了母亲的命运,“由于我的祖父解放前当过国民政府的乡长,解放后家里被定为地主成分,母亲受尽了委屈。”他写了母亲的性格,“母亲不仅有农村女性的勤劳,还有永远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母亲常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母亲是一个极为有主见的人”。他写了母亲对自己的慈爱,“母亲的良苦用心,使得我的身体确实有了明显的强壮。”他更揪心地书写了失去母亲的悲伤,“母亲走了,真的走了,她像一只蝴蝶飞进了天国, 把无尽的悲恸和思念留给了我们。”“在我的心里,没有了母亲,似乎也失去了家的感觉。” 

  何春华充满感情地写了自己的小姨。小姨一生坎坷,有过两次婚姻。她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女子,结果还是终生劳作在黄土地,并且屡屡不顺利,真的是命运多舛。作者的小姨对邻里有事,总是热情帮忙,口碑很好,但是这样好的人偏偏得了癌症,真的是好人不得好报,“想起小姨对我的好和她辛苦的一生,不禁悲从中来。”何春华还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文友的坎坷,这位陌生的文友是何春华二弟孩子的工友,物质生活极为贫困,“他还是省钱来买书,并学着写些文章。”何春华和这个文友见了面,并且叮嘱年轻的文友写作是第二位的,生活是第一位的。不料,几个月后这个文友溘然因病去世,家人竟然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何春华写道,“我想,他那么弱的身体,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病呢?只是因为家庭生活困窘而不愿吭声,罢了。” 

  行文至此,返过来说说何春华对于文学的执著。他出身于农民,经历过生活困苦,在大饥荒年代,曾经以糠菜度日,但生活“好起来”后,他毅然主动调出风光的广播电视行业,选择了清苦的写字行业。他为自己的散文集起名“行走人间”,便有真实面对现实生活的况味。张守仁先生曾经对前来求教的何春华说“散文不在写得多,要有质量意识,一篇好的文章能抵上几十、几百篇。还要善于回头修改旧作。”何春华在文坛上认真地耕耘了许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离散文大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是一个真实生活的人,是一个有文学良知的人,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已经足够为友了。 

  对一部散文集的评论一下写了近万字,会有招摇之嫌,但掩卷而扪心自我解剖,笔者写此长评不仅是为了友情,更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能得到发扬光大,为了实现对当代有识之士重建民族精神的呼唤有回声,为了一代知识分子“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再次呈现,也为了自己终生敬仰的鲁迅先生信步走下神坛,真正还原为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不是什么“革命家”,更不是政治家。心力所鞠,苍天可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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